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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断裂处言说—一个造反派死去活来的记录

关涉形而上学语言或词义的辨析与重审以及心理现象分析学

 
 
 

日志

 
 
关于我

写出的文字,即向事实还原,至少是经历了自己的证实与证伪。我不仅以创伤记忆为根据,而且是以个人的命运来检测各种话语。这里我得感恩我与张志扬教授的著作之缘,正是他的文字坚定了我表达自身的思路。相比那些弄文字的作家、赶潮者,相比那些获奖、出名、赚钱的作品而言,我面临的是重写历史颠覆话语的困境,沉默就是重写历史的节奏,所以总是难以完成。所谓知识分子,所谓活出自我,是能够重审本体论价值即知无,并拒斥话语逻辑权力垄断与泛滥的人。这是一条从康德到尼采到海德格尔的路线,我们有几个这样的现代哲学思想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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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上会饮∣我们来自土地深处∣萧帆、刘小枫、张志扬、王鸿生、贾冬阳、李海波、郭熙明、牟琦  

2017-04-06 08:39:23|  分类: 张志扬资料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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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4-05 萌萌学术工作室 

湖上會飲之二

 

我们来自土地深处

 

 

主持:賈冬陽 

受訪:蕭    帆 劉小楓 張志揚 

嘉賓:王鴻生 李海波 郭熙明 牟琦 

時間:20161112-13

地點:海口 海甸島


主持者按:2016年,是我國著名詩人、漢語學界最重要的女性思想家萌萌逝世十週年。為紀念我們身邊“來自土地深處”的思想家,20161112-13日,海南大學社科中心社會倫理思想研究所,在海口海甸岛召開了“萌萌學術思想研討會暨《萌萌集》、《啟示與理性第七輯:人是可能死於羞愧的》新書發佈會”,島內外一百餘位學者莅會。由於蕭帆、劉小楓張志揚三位老師,分別寫了“文革中的萌萌”、“萌萌的線團即進入學界的萌萌”以及“萌萌最後四年的行、言、思”,因此,本次研討會未採取慣常的學術會議形式,而是圍繞這三篇文章展開了“漫談式研討”,主持者希望藉此讓與會的年輕人,能夠從不同角度和側面來感受萌萌走過的思想歷程。誠如孫周興教授所言,“作為我國當代最重要的女性思想家,萌萌以女性特有的敏感和視野,對感覺、情緒、語言、意義等重大哲學問題作了原創性的思考和表達。”尤為讓人動容的是,萌萌在生命的最後階段發出了“人是可能死於羞愧的”這一“絕命之問”,警示、激勵漢語學術在古今中西的大背景下,重新思考中國自身的文化、土地與血。由是,“湖上會飲”委託主持者將會前會後多次研討中關涉“革命、土地與思想”的部分內容仍按說者名分(實)編輯成“對話”形式(虛),為了引導讀者在想像中隨我們以虛串實、身歷其境——若有不妥之處,應由主持者承擔責任。特此說明。




我們來自土地深處

 

  :萌萌曾說,她們“这一代人”是有著苦難記憶的一代人。這一代人的問題與思考,不是出於“學術的趣味”或“專業的原因”,亦非“光滑的概念”或“漂浮的學理”,而是拖著長長的苦難陰影的“生命經驗”與“命運之問”。我想跟幾位老師請教的是,這一代人的“土地感覺”對你們的學問與思考究竟意味著什麼?到底是怎样的“經驗與问题”在引导着“这个人”乃至“这一代人”?

  劉:我在給萌萌寫的紀念文章里說過,每一代人都有自己出自土地深處的感覺,但我們這代人的土地感覺的確有些不同,因為我們來自的土地經歷過“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耕耘……,對我們的土地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痙攣,我們必須做出反思。這是我們的命相和財富,學問的熱情來自於此。問題在於,我們當憑靠何種哲學來反思,現代西方哲學是否能夠承載我們的反思?十多年的西方現代學問的問學經歷讓我們有如經歷了另一個“文革”,這一經歷並非必須的,但與“文革”一樣,是命運讓我們經受的。可以請蕭老師先多談幾句,他正在寫的“回憶錄”,講了很多萌萌所遭受的“苦難經驗”。




  蕭:我提交的這篇《文革中的萌萌》,講的是萌萌在文革中的一段經歷,我想通過描述這些經歷,或者說“苦難經驗”,來間接傳遞出萌萌的思想、氣質與她的生命經驗的內在關係。關於這方面,說來話就長了,你們都知道,萌萌從5歲開始,就因為父親曾卓牽涉“胡風反革命集團”案而被迫捲入時代的震蕩與漩渦之中。這些都不講了,文章里都有,我現在只講一點,就是我和萌萌在鄖陽山區的那幾年所經歷的,對萌萌的思想與性格造成了哪些決定性的影響。





  萌萌在文革中的經歷,確實是她人生經歷當中,可以說最為複雜最為尖銳的一段。其中,特別是因為她和我在“反復舊運動”中寫了那兩張大字報,被貼出來,闖下了大禍,由此遭受了牢獄之災,然後又被遣送到鄖陽山區,被監督勞動好幾年,這一段時間是最難熬的,同時也是印象最深刻的。關於當時我們寫那兩張大字報的背景,我就不再這裡細說了,事實上,像這樣的大字報本來是很平常的,既不違背我們遵從的毛澤東思想,也不違背當時他發動文革的目的。如果不是因為當時一個非常特殊的時間和地點,我們不至於闖下大禍。但那個時候正好是九大召開前後,新生的紅色政權即革委會剛剛成立,而我們在這個時候把矛頭對準革委會,無論如何是犯了大忌、在劫難逃了。從這個時候開始的四五年時間裡,萌萌一直處在磨難當中。應該說,這段時間中的農村是萌萌讀的最重要的“大學”,她在這所“大學”中讀了幾門重要的課程,第一是勞動課。我們都知道,萌萌小時候可以說是嬌生慣養的。但到了農村以後,她是在監督勞動的狀態下,艱辛的工作。有人曾說,萌萌是十二月黨人的妻子。但就我的觀察和對照,萌萌當時在農村時的情況,要比俄國十二月黨人在西伯利亞的情況還要艱難,還要艱苦。一方面因為她是在監督狀態下勞動,另一方面是周圍的群眾把她當做異類來看待。我講一個笑話。當時上面傳達,說村裡來了個“北決揚”反革命分子,而農民們又不懂“北決揚”是什麼意思,而且用鄖陽方言來讀,“北決揚”就讀成了“白腳羊”,等人來了一看,原來是個漂亮的城裡的女孩子。所以,萌萌不僅學了勞動課,因為屬於勞動改造,她的勞動比當地的農民還要艱苦。這門課教會了萌萌什麼,所有萌萌的朋友和學生都能感受得到,即便在生命的盡頭,仍處於爆發式的勞作之中。除此,她還上了一門“屈辱課”。這門課,讓她學會了,怎樣抬著頭、目不斜視的穿過蔑視的人群……有一次,村裡開大會,萌萌不知道她不能參加,當她走進會場,就被主持人當著所有人的面大聲呵斥她出去,所以,萌萌的確學會了如何穿過指指點點的人群,抬著頭。但從那以後,萌萌也本能性的不願意參加大會,不願意在大庭廣眾之下拋頭露面,遑論發言。另外,在這所“大學”裡面,她還上了“孤獨課”。萌萌有很長一段時間,要以年來計算,沒有離開過鄖陽大山,也沒有人來看望過我們。白天在坡上幹活,沒人敢理會我們。但有一些年輕人膽子比較大,勞動間隙,就偷偷過來,聽我們講外面的事情。好幾次在這樣的時候,隊長就過來了,宣佈召開批鬥會,輕則把萌萌一個人甩在坡上幹活,重則乾脆把萌萌作為批判的對象。所以,這種反反復復的折磨,在萌萌的性格中形成了一個特點,不管什麼人,你不主動跟我打招呼,我是不會跟你打招呼的,這是一種在艱難歲月中形成的自我保護,同時也不給別人造成一種尷尬。還有一門課是“飢餓課”。我在文章里寫了,一年到頭,每個人也就幾斤穀子和白麵,長年累月都是吃紅薯和紅薯葉,還吃不飽。當時萌萌還負責餵一頭豬。人吃的和豬吃的一樣,都是一鍋紅薯再加點紅薯葉,多年如此。在那幾年里,我們是真正的嘗到了“飢餓”的滋味。開始幾天還有肚子餓的感覺,但時間長了以後,就變成一種如影隨形的渾身的不自在,看到什麼就把什麼想象成美食。也正是在那時候,我和萌萌真正理解了“飢餓能夠摧毀一個人的意志”是怎麼一回事情。當然,其中最重要的課是“中國農民課”。在這四五年中,我們和中國最基層最底層也是最貧困的農民生活在一起,甚至比他們還要艱苦。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前所未有的加深了對中國農民的了解,由此加深了我們對中國的了解,這也就是萌萌後來經常說到的,“我們來自於土地深處”這句話的含義之所在。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和心境下,我們開始反思我們在文革當中的一些想法,我們認識到,很多問題,一定要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從中國農村中國農民從中國這種農耕文明深處,去面對和思考中國的政治問題。




  牟:蕭老師,您去年冬天帶南楠回了一趟鄖陽,一直沒來得及問您此行的感受……

  蕭時隔46年後,2016年的春節,南楠陪我驅車去鄖縣,探訪他媽媽當年生活過的地方。昔日清澈的大堰河現在變成一條乾涸的山谷,岸邊的村莊也不見蹤影,只剩幾處斷垣殘壁。我們在周圍山梁上開車轉悠,四下打聽,直到黃昏才找到一戶當年永先二隊的搬遷農民。我完全沒有料到萌萌的名字在當地流傳得如此久遠而清晰。這位農民立即找來幾位當地的老農老嫗,與我促膝談心良久。他們七嘴八舌地向我講述了萌萌的很多故事,包括她如何堅持學著像男人一樣地犁田耙地,以及如何教她們唱歌跳舞。他們講的一件事情令我吃驚:萌萌在這個閉塞貧瘠的大山溝裡居然組織了一個讀書會。這些老人們現在還記得40多年前萌萌帶領他們一起學習恩格斯的《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以及怎樣憑著記憶教他們背誦……普希金的詩!



 

在陸與海相互引領的界限上

 

  郭:剛才蕭老師特别提到,“勞動”對萌萌意味著什麼,即便萌萌生命的盡頭,她仍處於爆發式的勞作之中。張老師的文章《萌萌最後四年的行、言、思》,讓我們真切地感受到這一點。在我的印象中,萌萌最後四年的勞作,是從我們這屆入學以及創辦《啟示與理性》學刊開始的。張老師,在《啟示與理性》學刊的“勒口”上,您寫了一段話:200111月,萌萌接替海南大学“外国哲学重点学科”学科带头人,决定把“外国哲学学科点”对外实体化为“社会伦理思想研究所”,同时创办了《启示与理性》学术辑刊。這裡有兩個細節我還不是很清楚,一是您為何用“接替”而非“接任”?二是當初創辦“社會倫理思想研究所”的一些情況,比如為什麼叫這個名字?

  張:“接替”好。你和民濤、蘇珍三人作為第一屆碩士研究生進校是20029月。家琪老師兩月後即11月就離開海南大學調進上海同濟大學。家琪想離開海南是我早兩年就知道的。萌萌可能也知道(或聽說),只是沒當真。但家琪離開海南大學到同濟大學,這是萌萌和我都不知道的,幾乎是家琪第二天要飛上海了當天下午三人從辦公室回家的路上即在“蒙古包”分手處才突然向萌萌和我宣佈的。家琪走後給萌萌寫了一封信,大意表達,要我們兩人盡量維持現狀別自找麻煩地勞心費神、安度晚年算了。萌萌曾向我表示,一定要把“外國哲學學科點”辦好。在此情況下,根本談不上“接任”問題,上沒程序,下沒交接,誰授誰受,沒有主體,完全是萌萌和我自我承擔的責任:除了認真教學,萌萌還承擔起“學科帶頭人”的行政事務。所謂“輪流坐莊”,完全是我們三人之間的“不成文法”。學校只是順其自然接受我們的現狀而已。關於“社會倫理思想研究所”,我記得學校當時還下達了“紅頭文件”予以認可。可惜,不知道萌萌老師留下來的資料中還找不找得到?正因為如此,我們當時是名正言順地內外一體使用“‘外國哲學學科點’(對內)暨‘社會倫理思想研究所’”(對外)。這個名稱即“社會倫理思想研究所”是萌萌、小楓和我三人隨口談出的。我記得地點是一個晚上在白沙門海邊的一方石桌三個石凳恰好三人歇下來漫談的結果……小楓說說。




  劉:蕭老師剛才談得非常好,與我對萌萌的理解非常契合,同時也讓我非常感慨。以前我們總是在電視上看老一輩革命家開一些紀念老朋友的會議,沒想到,我們也到了開類似的紀念會的時候。想到自己也與年輕後輩們一起在這裡紀念十年前去世的友人,回憶三十年前的事情,難免有一種滄桑感……

  我是八十年代初期認識萌萌的,距今已經30多年。當時,學術界才剛剛形成或正在形成。在此之前,嚴格來講,新生的共和國沒有學術界。大家知道,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新生的共和國為了急速實現現代化,將學術思想統統並入黨的軌道。改革開放之後,原生態的學術思想才開始逐漸恢復。既然是原生態,全國各地都會自發地生髮學術思想。由於北京和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名牌大學多,聚集的學問人自然就多,容易形成學術群體。在其他省地,固然多多少少會冒出個別出色的學問人,卻很難形成自生性學術群體。就我的接觸面而言,有兩個省級城市是例外:一個是武漢,一個是成都,那裡自然而然形成了自生性學術群體。這種群體的形成標誌有兩個,首先是自然而然地冒出某個具有思想分量的人物,還需要冒出有凝聚能力的學術人物,第二,自辦學術刊物,哪怕是油印刊物。成都的學術群體沒有維持太久,武漢的學術群體卻一直維持下來,主要原因在於,這個群體除了有志揚這樣的思想極具個性的人物,還有萌萌這樣既有思想個性又有凝聚才能的人物,儘管當時他們都還年輕。



  九十年代以來,隨著改革開放進程加快,學術生態也在急劇變化,八十年代式的自生性學術群體逐漸散夥,開始形成以大學為單位的學術群體。武漢的這個學術思想群體沒有完全散掉,而是遷徙或者可以說“流竄”到海南大學。我記得萌萌和志揚決定來海南時曾經問過我的意見。離開武漢到海南,需要下的決心不小,畢竟,這個省城甚至這個大學沒有學術氛圍。我在研究生畢業離開北京去深圳時,不少人對我說,我會被“文化沙漠”淹沒,搞得我好幾個晚上睡不著覺。不過,我相信事在人為,尤其是做學問思考問題這種事情,關鍵不在地方,而在心志。北京上海的學者那麼多,未見得個個能做好學問和思考真問題。

  古人有言,“山不在高,有仙則靈”。志揚和萌萌都算得上學術界的“神仙”,各有所長。這個武漢幫來到海南大學繼續重組學術群體,直到萌萌去世時,群體始終存在,而且以罕見的積極姿態參與全國範圍的學術活動。由於萌萌的聚集才能,陸陸續續來了一些人,又由於完全可以理解的種種原因,一些人又陸陸續續走了,就像當年的井岡山,有的人上山后又下山,這很正常。畢竟,萌萌使得置身海大的這個學術群體堅持下來。當然,當時的校領導的支持非常非常重要。就拿成立“社會倫理思想研究所”來說吧,成立一個研究所最早是萌萌的提議,得到曹錫仁教授的熱情支持,當時他是社科中心的主任。萌萌把我從香港招來商量給研究所取名,我記得,志揚、萌萌、我還有曹老師,我們四個在萌萌家商量這件事情,現在想起來真有八十年代的味道。商量的結果是取名為“社會倫理思想研究所”。




  李:劉老師,為什麼取這個名字呢?

  劉:因為,九十年代初的“南巡講話”之後,國家加快了改革開放步伐,社會結構和社會倫理的變化都十分急促。選取這個名稱體現了武漢幫的心志:即便身處海南一隅,也應該而且能夠思考與整個國家的政治生活品質密切相關的問題。學者生活在天涯海角,不等於思考處在邊緣狀態。學術思想處於中心還是邊緣,取決於思考者自己的作為。這個研究所成立以後,萌萌不僅自己做學問,還做了大量組織工作,成了研究所的支柱。她的學術活動並不受天涯海角限制,她主編的“告別1999”文集和多個叢書,其作者都遍佈全國,她對全國的學術思想態勢和學術人脈瞭若指掌。志揚也不是把自己關在天涯海角一隅,除了勤於思考,也勤於參與各類學術會議,即便現在快八十歲了,仍然如此。萌萌如果還在,同樣會如此。志揚的思考一直保持著思想的高度和深度,就像我們說老革命不掉隊,始終保持繼續革命的精神。萌萌同樣如此,不斷闖入新的思想領域,去世前不久還自己掏錢創辦“啟示與理性”學刊,始終保持八十年代的那股自發性學術精神的勁兒……



 

萌萌與革命

 

  賈:這次會議研討的三篇文章,很有趣,有一個貫穿性的主題,就是“萌萌與革命”。蕭老師講的是萌萌以個體生命投身到社會革命的運動中去;劉老師的文章在開篇則講到,在這代人的歷史感覺中,“93年”是個特別的歷史記號。這裡的“93年”指的是雨果“让我们刻骨铭心的《九三年》”。劉老師說,不讀《九三年》,尤其不讀雨果對“封建與革命”的思考,就很難真正理解萌萌。同時,劉老師整篇文章,或隱或現,幾乎都在談萌萌與革命的關係。另外,在張老師的文章中,也具體談到了“革命”在萌萌那裡的“分層”以及“革命”的意涵在萌萌思想中的變換。幾位老師不約而同談到這個話題,讓我非常感興趣,我特別想了解,這個貫穿了萌萌一生的“革命”,對萌萌究竟意味著什麼?

  蕭:志揚是老革命,志揚談談。

  張:讓小楓說讓小楓說。





  劉:這個話題,要講起來三節課也講不完。只能簡單的說,可以嘗試從它的反面來想,因為還有“反革命”。我們想一下,萌萌會不會是一個“反革命”。這個話我不是隨便說的,萌萌的確被打成過“反革命”。所以我的意思是說,對“革命”的理解,是一個非常複雜和麻煩的問題。一個人究竟是“反革命”還是真正的革命者,抑或一個革命者其實是個假革命,這些都是問題。我現在越來越覺得,中國的一部現代史,是做哲學尤其政治哲學非常非常好的材料。蕭老師謙虛的說自己的《回憶錄》是拉雜的敘述,在我看來完全不是,寫史書尤其政治史書就該這麼寫,所謂“拉雜的敘述”中飽含著作者的政治思考。所以,我看了蕭老師的文章覺得非常痛惜,萌萌走的實在太早了,萌萌所經歷的一切,簡直就是一部中國現代革命史。所以,理解“革命問題”,有一條線索,就是從“革命”到“反革命”,又從“反革命”到“革命”,其中包括她跟很多革命同志的糾葛與分歧,甚至很多人後來變得已經不再是革命同志,所有這些,不僅可以和中國的歷史變遷聯繫起來,在我看來,尤其應該和對自我的認識聯繫起來,哲學首先是認識自己嘛。所以,“革命”在萌萌身上的變換,是與萌萌不斷重新認識自己緊密相關的。在這一點上,萌萌非常執著,認識自己。按照古典的理解,哲人最基本的特征有兩個,首先,哲人關心最最根本的問題;第二,哲人必須不斷認識自己,哲人的德性是不斷往上走的。所以,當“革命”問題加入進來以後,在萌萌那裡,必然會發生許許多多偶然的遭遇……




  王萌萌走了以後,世事變遷,知識界也產生了許多尖銳的爭執。朋友中,日益疏離者有之,分道揚鑣者也有之,每當這個時候我就會想:如果萌萌還活著,她將如何看待眼前發生的一切?說到革命問題,在我看來,萌萌身上始終閃耀著的革命晶體的光芒,就常常被遮蔽。比如,在詛咒革命幾乎已成為一種時尚的日子裡,“革命死了,革命萬歲”這句話,總會讓我想到萌萌身上的雙重性:沉思的、美麗精緻的萌萌,和實幹的、敢於直面歷史風雨的萌萌。

  談論萌萌,我們不能老是想到西蒙娜·薇依或者卡爾·洛維特,在我看來,這只是萌萌生命晶體的一個切面;萌萌當然還有另外一個切面,那就是羅莎·盧森堡的一面。她身上留有鮮明的革命者氣質,那是一個大時代留給她的深刻印記。以她的實踐、思考和閱讀,她絕不會很輕薄地看待中國革命的歷史,也不會輕薄地看待曾經席捲20世紀的共產主義運動,哪怕她已經深刻地感受到其中的悲劇性,哪怕她自己也曾被自己所衷情的革命所傷害。我想,以她的獨立風姿和複雜閱歷,是不會加入時下流行的各種合唱的。

  萌萌一生憧憬自由,但她從來也沒有把自己對自由的思考、追求,意識形態化、教條化。她不會專斷地、簡約地、非歷史化地去處理幾代中國人的經驗,並刻意去遮罩、拒絕任何關於世界歷史的新的理解和想像。萌萌是不會這樣來封閉自己的。正如小楓說的,萌萌不斷在認識自己。她的閱讀史、表達史,其實就是不斷學習和反思的歷史,如同一次次重新出發的精神遠征,她不斷地迂回、迂回,最終渴望的仍然是回到土地,回到從自己身上生長出來的初心之中。她的坎坷遭際和特別敏感的個性,固然使她加倍承受著來自生活的磨難、挫折和打擊,但她的意志是那樣強大、堅韌,她從來也沒有放棄過對於美好社會、美好人性的希望。




  張:冬陽這個問題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歸結性的話題。“革命”,的確是萌萌畢其一生的思想內核。萌萌進入學術界,“革命”這個概念似乎在萌萌身上淹沒無聞了,而表現出來的大多是人們印象中的“貴族沙龍”中的“女主人”形象。但我很清楚,萌萌骨子里始終是一個“革命者”。也就是說,只有在“革命”的深沉背景上,才能澄清“人是可能死於羞愧的”這個問題的致命嚴重性。事實上,在萌萌生命的最後四年,我們交談中,已經回歸到“革命”上來。我在文章里有一句話,萌萌對“社會革命”與“國家革命”不僅從文革到現在歷來清醒,還尤其表現在“歷史階段”與“地緣區域”的特殊性成就其具體觀察、具體分析的立足點。為此萌萌尖銳指出:“用特殊性阻擋啟蒙與用普遍性阻擋對‘啟蒙’的反省,犯的是同樣的錯誤,即用既與強勢話語代替深入具體分析,都是缺乏獨立意志的表現。”所以,萌萌認為,“啟蒙”是革命,“啟‘啟蒙’之蒙”更是革命,後者比前者難上加難!我們這一代人都知道一句革命箴言:“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它其實是萌萌反復疑惑著的問題:我們這一代人怎麼了:不僅遺忘了過去,還把這種遺忘當做現代性革命的標誌自我標榜。只要是西方的“知识”都当“真理”拿来掩盖自己的傀儡:连跟班、买办与臣服也变成了光荣;对于自己的文化、民族、土地与血遗忘了,却自诩为进步;学习总是尾随在西方遗留的思想中,永远摸不到原创的边际,居然也成为学问的楷模……

  萌萌本身就是一本大書,值得關心中國命運的人們仔細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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