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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断裂处言说—一个造反派死去活来的记录

关涉形而上学语言或词义的辨析与重审以及心理现象分析学

 
 
 

日志

 
 
关于我

写出的文字,即向事实还原,至少是经历了自己的证实与证伪。我不仅以创伤记忆为根据,而且是以个人的命运来检测各种话语。这里我得感恩我与张志扬教授的著作之缘,正是他的文字坚定了我表达自身的思路。相比那些弄文字的作家、赶潮者,相比那些获奖、出名、赚钱的作品而言,我面临的是重写历史颠覆话语的困境,沉默就是重写历史的节奏,所以总是难以完成。所谓知识分子,所谓活出自我,是能够重审本体论价值即知无,并拒斥话语逻辑权力垄断与泛滥的人。这是一条从康德到尼采到海德格尔的路线,我们有几个这样的现代哲学思想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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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积极性与国民产值—中国当代政治观念史  

2017-02-25 12:41:05|  分类: 政治哲学与民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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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积极性和国民产值、效益为何成为政治观念价值与意识形态?即众人的精神状态为何与种族主义捆绑在一起了?这与马克思主义有密切关系。因为马克思把个人抽象出来,拿类与自然的关系来定义人,即人是以劳动为生存条件的动物,并把超世俗观念的体现了人对自然认识的劳动产品作为人的本质的实现,而作为本质与价值,也是人的精神动力与幸福所在。就因为生产关系和制度的异化,阻碍了价值实现,才形成破坏与革命、负即正的力量,当然异化在相适阶段也是正能量,所以马克思说“工业是打开了人的本质力量的书卷”。但在形成阻力时,改变生产关系与制度才是焕发生产积极性的条件。如此,就把受人自身罪恶与苦难压抑、企图摆脱以重生的幻想变成了一个实证指数,背离了原来的幻想目的,在独断专制下,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于是,价值与实用结合,生产积极性与效益的极大发挥成为考量进步即政治正确的首要指数,说公有制解决了吃饱问题,极大地提高了积极性,是因为宣称公有制克服了罪恶与苦难,迈入了人的新纪元;大跃进报假既是让事实符合构造的逻辑,以体现制度的优越性,也是满足自欺。文革时期的应用经济学,就是用数字证明制度如何优越,没有人承认世俗重复的伤害罪恶和无法数字化的心灵痛苦(一个空的并非某物的自由幻想也无法数字化形态化科学实证化)。
       反过来,平均主义穷革命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农村包田到户解决了吃饱问题,提高了积极性,发展生产力是目的,从初级阶段立论,为满了人性的占有欲或物化人格的富光荣正名并且代表之(掩盖个人不可通约性的实质),而城市工业改革使国民经济空前发展,甚至成为全球第二经济大国即改革仍以国民产值为口实掩盖转向原生态互相践踏的生存法则和权贵掠夺占有巨额财富的利己实情,等等。总之,拿生产积极性与实用性的产值效益为标准,成为决策是非争议的焦点,也成为后文革的政治观念价值与规范,成为考量共同体正当性与个人上升的政绩指标,即使实质上在善恶上有了颠覆,但在观念价值上是连续的(撇开抓革命)。而摆脱人自身罪恶与苦难的终极自由价值目的之丧失或危机问题,在哲学界面上“人是什么”这个作为个人生存条件的问题之重审启蒙和转变一概被遮蔽,知识分与受众关于文革改革好坏评论正反批判,无非计划市场,国家实力前后比较等等,谁走出了政治观念尺度?至于个人懵懂困惑不认同是无效的,价值由我颁布即强加,岂有你说的自由?体制外的边缘人只能自生自灭,体制内的识时务者做表面文章就能高升成为新贵因为自身颁布的价值规范仍是共同体的标杆这就是现当代中国的政治观念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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