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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断裂处言说—一个造反派死去活来的记录

关涉形而上学语言或词义的辨析与重审以及心理现象分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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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写出的文字,即向事实还原,至少是经历了自己的证实与证伪。我不仅以创伤记忆为根据,而且是以个人的命运来检测各种话语。这里我得感恩我与张志扬教授的著作之缘,正是他的文字坚定了我表达自身的思路。相比那些弄文字的作家、赶潮者,相比那些获奖、出名、赚钱的作品而言,我面临的是重写历史颠覆话语的困境,沉默就是重写历史的节奏,所以总是难以完成。所谓知识分子,所谓活出自我,是能够重审本体论价值即知无,并拒斥话语逻辑权力垄断与泛滥的人。这是一条从康德到尼采到海德格尔的路线,我们有几个这样的现代哲学思想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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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王庆节: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与海德格尔的发问  

2017-11-02 17:31:59|  分类: 引用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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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是20世纪世界著名的哲学家,存在主义哲学的奠基人和主要代表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海德格尔哲学思想及其核心概念的翻译与研究,长期受到汉语学界关注,蔚然成风。三联书店新书《海德格尔:翻译、解释与理解》以海德格尔的三部哲学名著《存在与时间》《形而上学导论》《哲学论稿》的汉语翻译与心得研究为中心,收录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事海德格尔著作翻译与研究的著名学者张祥龙、关子尹、陈嘉映、张志扬、刘小枫、倪梁康、王庆节、孙周兴、丁耘等的文章。今天的微信摘选王庆节教授《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与海德格尔“Dasein”的理解与中译》的前两节,以飨读者。


* 文章节选自《海德格尔:翻译、解释与理解》(王庆节 张任之 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6)。文章版权所有,转载请与微信后台联系。

近现代西方思想兴起的过程,严格说来,同时也就是这个中世纪基督教整体世界观念或信仰解体的过程。分崩离析的诸门知识现在需要一个新的、有别于上帝概念的立足点,而应合于这一时代需要的新哲学就是笛卡尔哲学。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特别是他的以Dasein概念为核心的基础存在论,应当也必须从这个广阔的历史背景下才能真正得到正确的把握和读解。



在讨论海德格尔哲学的核心概念“Dasein”时,一个重要的角度就是将问题放在西方形而上学历史发展的层面上,特别是从批判与克服西方近现代形而上学传统的角度上来进行。我们知道,在海德格尔看来,全部西方形而上学所讨论的核心问题就是存在与存在者的关系问题,而这个问题也是海德格尔的哲学思考的最初开端。根据海德格尔本人的回忆,他的全部哲学思考生涯开始于18岁那年读到的一本小册子,即父亲般的朋友、教区主教格约伯神父送给他的生日礼物——19世纪德国哲学家布伦塔诺关于亚里士多德的存在问题的论文,论文的题目为《论“存在”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多重含义》。这个问题后来不仅构成海德格尔全部问题的起点,也是贯穿海德格尔一生哲学思考的核心。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存在问题实质上就是“物”的问题,这归根到底也是“第一哲学”的核心问题。但亚里士多德在这里问的不单单是“物学”层面的问题,即不仅仅是关于这个“物”或者那个“物”的问题,而是这个“物”或者“存在者”之为这个“物”或“存在者”的问题,即“on hēi on”的问题。换句话说,亚里士多德“第一哲学”要问的是,我们日常说的“这匹马”“这座山”“亚里士多德这个人”,这些个“物”或“存在者”究竟“是”什么?使得它们成为它们这个样子的东西“是”什么?亚里士多德的回答首先从两个方面展开。一个方面是“范畴论”,另一个方面是“根据论”(原因论)。范畴论的思路可以从西方印欧语言系统的主谓词判断,即“S是P”的结构分析来得到说明。按照希腊人的一般理解,任何一个具体的存在者或事物,其意义都是通过主词S加上谓词P的判断来说明的。例如,“这马是白的”“这山是高的”“亚里士多德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等等。在这里,“这匹马”“这座山”“亚里士多德”都是“主词”,而“白的”“高的”“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都是(述)谓词。任何主词的意义都通过谓词来展开和实现。据此,亚里士多德提出了著名的十范畴说,包括“实体”“时间”“位置”“运动”“状态”等等。在这中间,“实体”范畴最重要,它在语法上所起的作用往往是主词,而其他的范畴常常作为谓词来起作用,它们被用来说明、描述作为主词的“实体”。这样说来,作为主词的实体范畴比较起其他的述谓性范畴就占据着首要的和核心的位置。问题接着展开,使得这个主词成为一个主词的东西是什么?一个可能的回答是,如果诸谓词只是对主词的某个方面、侧面的个别描述,那么,那使得各式各样的谓词描述成为可能的东西就是使这个作为主词的物成为可能的东西,即作为这个主词的物的本身或者本质。与“范畴论”的思路相呼应,“根据论”的思路从发问一个存在物的发生学根据或原因开始。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列出任何一个物的四个主要的发生学原因或根据,即质料因(使一物成为那一物的材料,例如建成这一木屋的木料)、形式因(使一物成为那一物的形式构架,例如建造此木屋的设计)、目的因(建此木屋为了什么?例如为了让一家人能遮风避雨)、动力因(谁动手建成了这个木屋?例如木匠师傅,等等)。这四个原因或者根据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存在物之为那个存在物的存在,或者“自然”。但无论是“范畴论”还是“原因论”,亚里士多德关于这个“实体”本身,关于“自然”本身,并没能给我们留下多少清晰而且统一的思考和答案,相反,更多的是困惑和谜团。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也许“形而上学”本身在亚里士多德整个知识系统内部地位的尴尬,就充分反映了这一希腊哲学内部的困惑。也许我们可以说,后来传统西方形而上学思想史上的争论,例如“本质论”“实存论”“唯名论”“唯实论”“观念论”“实在论”,乃至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因果论、目的论等的证明,大致都可以说是在这两个方向上的进一步拓展、发挥,甚至混淆。


《雅典学派》(局部) ,位于中心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欧洲中世纪的形而上学,无疑受到基督教世界观念的影响。基督教世界观念以及由此而来的哲学形而上学,使我们得到了一个统一的形而上学“存在”概念,这样也就使人们得以避免希腊以来关于“存在”学说的困境。按照这一基督教的世界观念或信仰,世界万物被分为造物主与被造物,而被造物又被分为作为人的被造物与非人的被造物。于是,存在物的整体就被分为上帝、人与非人的自然万物。关于它们的知识领域也就随即被按位序分为“神学”“心理学”与“宇宙学”,这些就组成了被称为“特殊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a specialis)的领域,而与此相应,以“一般”存在物作为其研究对象的本体论就被称为“一般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a generalis)。结果,一般形而上学与特殊的形而上学,即关于上帝的神学知识,关于人的知识与关于自然的知识加在一起就构成了那个时代所公认的我们全部人类知识的体系或系统的整体。


近现代西方思想兴起的过程,严格说来,同时也就是这个中世纪基督教整体世界观念或信仰解体的过程。分崩离析的诸门知识现在需要一个新的、有别于上帝概念的立足点,而应合于这一时代需要的新哲学就是笛卡尔哲学。从笛卡尔开始的西方现代思想和哲学,就是从发问整个知识系统的可能性和合法性开始的。这也就是说,伴随着传统的基督教世界观念被怀疑和逐渐抛弃,人们自然就会发问:我们关于世界万物的全部知识的根基或者根据是什么?传统的神学告诉我们,这个基础是神,是上帝,而传统的实在论告诉我们,这个基础是外部实在,抑或是理念的实在,或者是朴素的外界自然实在。但笛卡尔的著名怀疑则告诉我们,所有这些知识,无论是关于神的知识,还是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都必须从人的认知活动开始,即从“我思”开始。这样,人的存在就构成了所有其他全部存在世界得以成立的存在论“拱石”乃至“基础”。所以,全部的近现代西方哲学形而上学,实质上都是围绕着这个“我思”而展开,在这一意义上,黑格尔曾经正确地指出,笛卡尔通过“我思”概念的提出奠定了整个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开端,当之无愧地应当被称为近现代西方哲学的第一人。至于后来,洛克、休谟的“经验”概念,莱布尼茨的“单子”概念,康德的“先验主体”,黑格尔的“精神”,马克思的“实践”,胡塞尔的“超越论自我”,尼采的“超人”,等等,无一不可被视为在这一“我思”基础上的或者“制限”,或者“批判”,或者“突破”,或者“发展”,用海德格尔的话说,这些都是整个西方形而上学存在论发展历史上的一个个环节。我以为,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特别是他的以Dasein概念为核心的基础存在论,应当也必须从这个广阔的历史背景下才能真正得到正确的把握和读解。换句话说,《存在与时间》的核心概念Dasein一方面是对从笛卡尔到康德的西方“我思故我在”之传统的批判与突破,但另一方面,倘若离开了这一传统和背景,它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把握和理解。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海德格尔在解释康德哲学的本质时,特别引述康德本人的话,说康德著名的三大批判的所有问题,其要害都归于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即:“人是什么?”


存在问题与Dasein的优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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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般对“主体性”,对人在存在问题发问中的“优先地位”的强调,并非近代哲学知识论的独创,这一方面可以追溯到基督教哲学中对耶稣基督优先位置的强调,另一方面则可以追溯到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传统,甚至更早,追溯到前苏格拉底哲学中的巴门尼德。因此,对存在问题发问中的Dasein的优先地位是贯穿整个西方哲学形而上学历史的事件,同样也构成海德格尔在新时代发问存在问题的起点。


自从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问世以来,关于它的解释就有各家各派,可谓五花八门,莫衷一是。但是,“Dasein”在存在问题的发问中占据优先地位,这是各家解释中都基本同意的。但似乎很少有人真正说清楚,为什么“Dasein”能占据这一优先地位?海德格尔又是怎样论述和论证这一点的呢?


在《存在与时间》“导论”的第2节中,海德格尔对一般问题乃至存在问题的发问结构进行了辨析,通过这一辨析,Dasein在存在问题发问中的优先地位得到了初步的澄清,而且正是通过这一澄清,我们不难看出,海德格尔对这一优先地位的强调与从笛卡尔到康德的整个近代西方哲学强调“人”和“自我”的独特地位和作用是一脉相承的。


按照海德格尔的分析,任何一个问题的发问,一般都至少包含有下面几个基本的结构成分。例如,当我们发问“大禹是谁?”时,首先我们预设了(1)“大禹”所指称的那个人,他是我们的发问所指向的东西;(2)我们如何着手去发问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从我们对他的种种历史材料,包括考古发现、文字记载和历史传说入手;(3)最后,我们一般预设这个问题会有答案(无论肯定还是否定),例如“大禹是中国远古时代的一个圣王,他带领当时的中国人用疏浚而非阻塞的方式战胜了历年祸害中原的大洪水”;“大禹是中国远古夏朝的第一位君王启的父亲”;“大禹是舜的继承人”,等等。这也就是上述发问所问出来的意义。海德格尔将这三个基本成分分别称为“问之所问”(das Gefragte);“问之所及”(das Befragte)和“问之所出”(das Erfragte)。同样,当我们发问“存在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时候,海德格尔指出,“问之所问”就是那存在本身。但我们如何去发问存在呢?因为存在总是一个个具体的存在物或存在者的存在,所以,我们就必须要从一个个具体存在者那里着手才能发问存在本身。所以,“问之所及”就是一个个具体的存在者或存在物,而“问之所出”或每次所问所显现出来的东西就是“存在的意义”。这种对存在问题的问法就是海德格尔后来一再强调的整个西方形而上学问题的问法和基本思路,亦即:因为存在总是存在者的存在,所以,一切形而上学的关于存在问题的发问都要从存在者开始。《存在与时间》也不例外,也从这个发问开始。


但我们怎么开始问这形形色色的存在者的存在呢?我们径直去问日月星辰、山川河流,径直去问原子结构、核糖核酸、电脑软件,去问希腊城邦、十字架、地理大发现、美国宪法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吗?显然不行。坦率地说,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的问题提法在本质上与从笛卡尔到康德的整个近代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并无大的分别,他只是这一整个现代性赖以为基的问题提法的进一步延续与拓展罢了。换句话说,海德格尔的问题在这里与笛卡尔、康德的问题是一脉相承的,这个问题,用笛卡尔和康德的知识论语言说就是:我们如何能够达到关于这些存在者的真理性知识?或者,关于这些存在者的真理性知识是如何可能(以及如何不可能)的?这些存在者的真理性知识的根据何在?如何奠基?而用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语言就是:这些存在者的存在本身是什么?我们知道,笛卡尔与康德的回答是,我们的一切真理性的知识,并非依赖于存在者的整体世界之外或之上的某个造物主、神和上帝,也非决定于在我们认知主体之外的作为认知对象的客观存在者,而是恰恰相反,它决定于我们作为认知主体的“我思”(笛卡尔)或者我们认识主体的“认知方式”和“先验主体性”(康德)。这也就是康德所解释的在近代哲学思考中所发生的“哥白尼转向”的全部革命性意义所在。


康德纪念邮票


现代哲学中的关于怀疑论难题的讨论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我思”与“自我”在对作为其他存在者的世界万物之存在或者根据进行发问时的“拱石”作用、基础地位或“优先性”。我们知道,支持现代哲学知识论中的怀疑论立场的一个主要论断就是“闭合论断”(argument from closure)。哲学史上用来说明“闭合论断”的经典案例,前有庄子和笛卡尔的“梦的怀疑”,后有当代哲学家普特南和诺齐克的“钵中之脑”。无论“梦的怀疑”还是“钵中之脑”,所想说明的一个浅显道理无非就是,如果我们首先不知道我们自己是谁,那么,我们也就根本无从知晓这大千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换句话说,这大千世界上的万事万物的意义唯有通过对“我”或“我思”的知晓方可真正地显现出来,得以成立。在逻辑上,“闭合论断”依据的是“闭合原则”,即倘若某人S知道某个命题P蕴含另一命题Q,那么,如果S不知道Q,S就不可能知道P。例如,倘若我们说我们知道“香港中文大学在沙田”一定在逻辑上假设了我们知道“香港中文大学在香港”,因此,倘若我们不知道“香港中文大学在香港”,我们一定不可能真正知道“香港中文大学在沙田”。同理,倘若我不知道我是否真的在做梦?究竟是庄周梦蝴蝶,还是蝴蝶梦庄周?是否真的是“钵中之脑”?那么,我就根本不可能知道这世界上其他的万事万物的真正意义。我以为在《存在与时间》中,当海德格尔提出Dasein在发问存在问题中的优先地位时,一定首先也是沿着这样的一个基本思路在进行,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海德格尔谈到Dasein 的真理时,说出了那句非常著名的话,即“唯有并且只要Dasein在,才‘有’真理”的缘故。


不过,海德格尔在这里实现了两个根本性的突破。第一个突破是强调这一优先地位首先不是“知识论”意义上的,而是存在论意义上的。这也就是说,如果没有Dasein的存在,即Dasein与存在本身在存在论上的攸关关联,我们不仅不可能知道关于外部世界万事万物(存在者)的知识,而且一切存在物的存在意义都是不可能的。反过来说,一切存在物、日月星辰、山川河流、科技发明、艺术宗庙、国家制度,其存在的意义都必须要从作为“主体”,作为“人”的“我思”/“我在”,或者用海德格尔的说法,从“Dasein”出发才可能得以存在起来,得到理解和把握。这样说来,作为主体的“我思”对客体,对世界的认知活动只是Dasein生存活动的一种方式,而不是全部,甚至不是那最紧要和最源初的方式。第二个突破是,这般对“主体性”,对人在存在问题发问中的“优先地位”的强调,并非近代哲学知识论的独创,这一方面可以追溯到基督教哲学中对耶稣基督优先位置的强调,另一方面则可以追溯到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传统,甚至更早,追溯到前苏格拉底哲学中的巴门尼德。因此,对存在问题发问中的Dasein的优先地位是贯穿整个西方哲学形而上学历史的事件,同样也构成海德格尔在新时代发问存在问题的起点。


这样说来,对存在问题的发问要从一个个具体的存在者的存在开始就不再是一句漫无头绪的空话。它的具体实现必须从其中一个特殊的存在者的存在展开,这个特定的存在者就是我们“人”,就是每一个具体的“我”“你”“他”。在前面所述的海德格尔的存在问题发问的问题结构中,被问及者(das Befragte)就从一个个具体的存在物变成了那个特殊或者特出的存在者。这个存在者作为我们日常所说的人,在存在问题发问中的特出地位首先就在于,所有关于“存在”的发问都是由他发出的,他是唯一具有“发问”能力的存在者,他不仅和芸芸众物一样,是一个被问及者,而且同时还是那唯一的发问者(das Fragende),这一既是被问及者又是发问者(das Befragte/Fragende)的发问活动就使得这一存在者与其他非人的存在者/物区别开来,因为这个“发问”就见证出这个存在者与存在本身有着“性命攸关”的关联和关涉,而这些关联和关涉则使得它在存在问题的发问中占据着独一无二的优先地位。这就是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导论第4节集中谈到Dasein在存在问题发问中的三重优先地位,即存在物层面、存在论层面、存在物暨存在论层面上的优先地位的要旨和要害所在。这也是海德格尔在布局自己的整个哲学体系时的一个基本思考。


1955年海德格尔夫妇与拉康会面


海氏的研究者们在谈到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整个构想时,一般都会提到他在导论第8节所说的“两部六章”的预案,但很少有人会提到这个“两部六章”实质上只是一个更大的体系构想的一部分。在《存在与时间》导论第7节,海德格尔谈到了这个构想并将之称为“普遍的现象学存在论”或者普泛意义上的“解释学”。这个体系在这里被分为三个部分:


(1)基础存在论(die Fundamentalontologie),即通过Dasein的存在之领会来达到存在之真理开显的学问,这也就是《存在与时间》“两部六章”的基本任务。换用海德格尔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就内容而论,现象学是存在者之存在的科学,即存在论。从前面对存在论任务的解说中曾产生出基础存在论的必要性。基础存在论把存在论上及存在者层次上卓绝超群的存在者即Dasein作为课题,这样,它就把自己带到了关键的疑难问题即一般存在之意义这个问题面前来了。从这种探索本身出发,结果就是:现象学描述的方法论意义就是解释。Dasein现象学的λογοζ具有ερμηνευειν〔诠释〕的性质。通过解释,存在的本真意义与Dasein本己存在的基本结构就向那属于Dasein本身的存在之领会宣告出来。Dasein的现象学就是解释学。这是就解释学这个词的源始含义来说的。据此,解释学标志着这项解释工作。”


(2)非Dasein的存在论。一旦我们完成了以Dasein的存在论分析为基本任务的基础存在论之后,所有以非Dasein的存在物的存在为课题的自然存在论或科学存在论工作,就可以在此基础上得以建立。在《存在与时间》导论第3节中提到的种种基础科学的“危机”,包括数学、物理学、生物学等,都可能达到化解。这样,我们也就能在新的基础和层面上回答康德哲学知识论所提出的“以数学和自然科学为代表的现代经验知识如何可能?”的根本问题。在这里,海德格尔说:“但只要发现了存在的意义与Dasein基本结构的意义,也就为进一步对非Dasein式的存在者进行种种存在论研究提供了境域。如果确实如此,解释学就也是另一重意义上的解释学,即整理出一切存在论探索之所以可能的条件。”


(3)关于Dasein本身及其相关学科的存在论。在这里,以Dasein自身为研究课题的解释学与基础存在论有着不同的目标,后者是为了彰显存在本身的真理,而前者则旨在从前者开显的存在论基础出发,着重于以Dasein为中心的人文精神、社会历史学科基础理论的建立。所以,海德格尔说:“最后,Dasein比一切其他存在者在存在论上都更为优先,因为它是在生存的可能性中的存在者;与此相应,解释学作为Dasein的存在之解释就具有第三重的特殊含义:从哲学上来领会,它是生存的生存论脉络章法之分析工作的始初(prim?r)意义。这种意义下的解释学就是历史学在存在者层次上之所以可能的条件,它在存在论上把Dasein的历史性构建起来;而倘若如此的话,那种只可在派生方式上称作‘诠释学’的东西,即具有历史学性质的人文科学的方法论,就植根在这第三重意义下的解释学中。”



从这个三重任务的划分中,我们不难看出海德格尔由《存在与时间》开始的野心勃勃的作为存在论现象学的庞大哲学体系规划,这一规划与康德的以“三大批判”为核心的“先验哲学”体系和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哲学全书”(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的哲学体系相比,不相上下。《存在与时间》在这一体系中所起的作用完全可以媲美于《纯粹理性批判》之于康德哲学体系,以及《精神现象学》之于黑格尔的哲学体系。而且,就哲学思考的问题意识而言,海德格尔这里的发问可以说也直接连着作为现象学哲学背景的新康德主义哲学与狄尔泰解释学哲学的全部问题的核心。



《海德格尔:翻译、解释与理解》

王庆节 张任之 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06

ISBN: 9787108057600 定价: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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