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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断裂处言说—一个造反派的反省

关涉形而上学语言或词义的辨析与重审以及心理现象分析学

 
 
 

日志

 
 
关于我

写出的文字,即向事实还原,至少是经历了自己的证实与证伪。我不仅以创伤记忆为根据,而且是以个人的命运来检测各种话语。这里我得感恩我与张志扬教授的著作之缘,正是他的文字坚定了我表达自身的思路。相比那些弄文字的作家、赶潮者,相比那些获奖、出名、赚钱的作品而言,我面临的是重写历史颠覆话语的困境,沉默就是重写历史的节奏,所以总是难以完成。所谓知识分子,所谓活出自我,是能够重审本体论价值即知无,并拒斥话语逻辑权力垄断与泛滥的人。这是一条从康德到尼采到海德格尔的路线,我们有几个这样的现代哲学思想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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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精英的整体无思状态  

2016-02-03 07:35:57|  分类: 现代哲学与人生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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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把思想的承传称为思想的关联或思想的接班,尽管这种接班不是说思想家们在世时有过直接的联系,也不是说这种接班意味着思想的完全一致,它也可以有根本的翻转,据此我可以说,尼采哲学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接班,因为尼采完成了马克思未能完成的对存在者整体及限度的解蔽。而在中国,无论是过去时期的文革的热衷者,还是今天的一些赞同文革的读书人,都谈不上接班,他们既不懂理想主义,也没有根本的反省。小而言之,男女之间的爱情也是一种思想的接班,如果在思想上没有相似的理解与关联,那么其它的发生过的关联也就完全断裂了,其痕迹也消失了,根本谈不上爱情。

       文革后进入精英阶层的读书人,也就是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的改革转型,根本上不能把握,以为文革与改革的区别,就是自由主义的激进与保守、左翼与右翼的区别,当然是拿西方话语来作评判尺度,完全不知这是自以为是的本质主义与毫无作为的虚无主义的两极表现。可悲的是,我们对处身时代的了解,就被这些有话语权力的知识精英们所垄断,他们代表公众思考和言语,公众却成为不能思不能说的沉默者,并且眼睁睁地看着问题重复且愈演愈烈。

       有很多媚俗的学者,其思维都是很低级幼稚的,其表达总也走不出意识形态八股文的模式,例如有些人爱拿现象作依据,而对现象本身毫无反省能力,有个叫梁小民的经济学教授说,现在大家都关心经济,所以经济学是显学。在这里,金钱欲望成为经济学的依据,物欲横流是经济学成为显学的证明,现象就是价值,欲望就是建构的真理,哪里有丝毫的反省?这是典型的媚俗表现。还有一个叫钟朋荣的经济学人,说在民营企业家中,有的被评为全国劳模,成为先进人物;有的当上了政协委员,进入国家领导层,这些现象说明社会对他们是肯定的承认的。完全不反省道德乌托邦幻想破灭后专制权力如何继续运作。可见,他们只为权力说话,哪里能揭示真实问题呢?这些人正是靠了话语的媚俗进入体制高层的。

       认为文革后要回到五四时期,拿西方的科学与民主等文明来启蒙中国,认为现代化就是人的文明化或文明的新建设,认为文化(也就是道德)发展的最大推动力是经济,这全是中国知识分子编出的愚弄他人的鬼话,根本不涉及现代性的上帝死了理想坠毁价值贬损的生存实情。我们的知识话语早已是政治话语欺瞒的同谋 !

       发展经济是这个时代毫无作为的最好托词。在这个没有终极目的的自由时代,你可以自由得无聊、失落、六神无主,没有方向!这就是知识人鼓吹的自由!

       俗话说,“人比人气死人”。这里的人指有自我意识或自尊心的个人,而不是指本质意义上的人,也不因为痛苦而上升为理性人价值人。其次,差异是绝对的,或者说,人就是制造差异的动物,不得安宁的根源,这就叫有痛苦你承担,却无本质依据来克服。尽管我们有过平等幻想,但也归于失败。制造差异满足自己,除了主观意志、非理性非道德的胆识能力外,也有大小机遇背景,对迷失者而言,还存在着由人向非人的观念转变问题。总之,主张承认差异,为了平抚自尊心的痛苦而追求差异创造差异;主张不眼红富人,都属与幻想主义相对的利己主义价值,我们的权力话语和公共舆论导向,或明或暗地在趋向这种利己自保价值,它抓住的是个人的无本质的自尊心的痛苦,并把追求差异当作价值来做文章。

       中国的知识分子,对历史与现实的评价,包括对东方与西方的评价,坏就坏在坚持对错,始终走不出这种对错模式,也就是说,把超验的善实体化,作为评判的尺度。这是蒙蔽的总根源,也是与权力话语同谋的。殊不知,善的尺度既不是实在的,也不是将来时的,而是超世俗的空间悬置的。不意识这一点,你就回不到真实性上来。

       知识界有一种说法:任何一次改革都是利益的重组。这是从感性上来把握或界定后文革的政治转变,并上升到一般,影射文革,也影射历史甚至是西方。但这不过是拿不确定的感觉来自欺误人。因为文革不是利益重组的运动,而是着眼于整体的理想主义运动,也可以称为利他主义,从目的上来讲,是与利己主义决策完全不同的。其次,中国历史上不存在类似的“任何一次改革”,即没有哪一次改革要革理想主义的命。就思想传统而言,这是一种根本的翻转,什么改革能与此相比呢?可见错误的感觉界定是不能称之为学术的。

       从文革到改革,不仅仅是是我们经历的事件,也成为我们讨论的中心话题,或者成为我们思考的背景事实。这样一种变动,在西方历史上是少有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但西方人并没有付诸于试验,然后从试验结果来反省。这一主义东移了,在东欧及中国成了一种试验运动,但对结果的反省远不如西方人依据重复的灾难和思想传统的反省来得深刻。

       二十世纪初,中国发生了第一次启蒙运动,但是,它能不能与当今的情形相比呢?不能。因为背景是不同的。历史中国是以传统思想、传统道德主义作为统治合法性基础、依据或支撑的,用话语掩盖着自己民族的重复的灾难和统治集团的利益,在国际上自足于文明之邦。但在近代,遭遇了西方物质技术文明与实质上不文明的打击。于是开始了救亡与启蒙运动。这种启蒙不是发自于内部,而是源于外部,其走向也是不同的。

       如果仅仅从强国保种的目的出发,即从维护既有的等级秩序出发,或假借民众的名誉创造一个爬上高位的机遇,那么可以拿西方的科学文明与民主文明来启蒙中国,但对于西方的殖民主义灾难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如何思考呢?是反省自己的传统在根基上的缺陷,还是拿更高的理想来解救中国与世界的灾难,这是不同的走向,由于中国的问题不是内部造成的,而是外来的,所以决定中国选择了后者。

       但是在当代,危机不是来自于外部,而是来自于内部,而转型决策不仅颠覆了自己所实行的理想主义,也颠覆了几千年的传统。然而这在事情上并没有引起更深刻的思考,像西方现代哲学那样,而是在保证既得利益的前提下由幻想的利他主义转向个人差异或利己主义。所以,何谓整合性的自以为是的本质主义,何谓毫无作为的虚无主义,如何摆脱两极震动,在知识界没有引起广泛深入的思考取得共识。我们的思考与关注,无论肯定与批判,都处在煽情媚俗阶段,由此遮蔽真实问题要害问题,世俗的真实性、“人”的否定性成为话语盲点。直言之,在中国少有人像尼采那样把永远轮回当作严肃的新问题加以思考(参见海德格尔著《尼采两卷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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