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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断裂处言说—一个造反派的反省

关涉形而上学语言或词义的辨析与重审以及心理现象分析学

 
 
 

日志

 
 
关于我

写出的文字,即向事实还原,至少是经历了自己的证实与证伪。我不仅以创伤记忆为根据,而且是以个人的命运来检测各种话语。这里我得感恩我与张志扬教授的著作之缘,正是他的文字坚定了我表达自身的思路。相比那些弄文字的作家、赶潮者,相比那些获奖、出名、赚钱的作品而言,我面临的是重写历史颠覆话语的困境,沉默就是重写历史的节奏,所以总是难以完成。所谓知识分子,所谓活出自我,是能够重审本体论价值即知无,并拒斥话语逻辑权力垄断与泛滥的人。这是一条从康德到尼采到海德格尔的路线,我们有几个这样的现代哲学思想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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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政治问题需要学术思想的根本转变  

2016-01-29 08:04:14|  分类: 政治哲学与民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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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社会存在人为划分为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等等,为了先分后合,无非是西方人的狂妄与自我迷失,就像盲人摸象一样,最终把知识变成权力,变成一种权威一种职业。凡是带学的突显的建构性,而真实的存在,或个人生存真实性,或问题之为问题,恰恰是解构性的。同样,个人对存在的感知,是对整体性的感知,并非如此分割的,分割与建构本身就是对生存真实性的遮蔽,因而对真实性的启蒙,首先就是回到整体性的问题上来,并对真假问题、建构形态与非建构形态的划界,可见,今天的启蒙就是对知识或知识分子的启蒙。

       在当代,张志扬教授是第一个把西方现代哲学真正带给中国并有独立的批判争议能力的思想家。这对于与西方现代思潮隔离的底层人士而言是极为难得的。由于意识形态的防火墙作用,我们很难切身地肯定或接受西方现代哲学,总以为它没有真实地地揭示我们自身的存在状态,然而,没有这一步的接受与批判,我们不知走了多少弯路交了多少学费总也回不到自身。

       如果说,存在者的基本特征是强力意志或求差别的意志,并且是原始性的事实,而关于理性、精神、道德及其同的规定则属形而上学的后设叙事,那么,新的启蒙就是退回到非理性的原始事实,或者剥离这种后设叙事。当然,这不仅仅是一种思想事件,还是一种政治事件。例如中国当代的经济转型,虽然它冠以民族国家和人心欲望的名义,但它掩盖着非理性的求差别的意志,换句话说,所谓经济转型其实就是由大同幻想转移到个人求差别的意志上,经济一词成为一种容器,容纳着任何非道德非理性的强力意志以及暴力行为。因为在求差别的意志中,是没有手段可言的,在本然的不可通约的个人之间,唯其驾驭、在上是目的,经济不过是驾驭、在上的一种表现。可见我们要理解一种事实,还得从哲学上找根源,虽然我们的反省总是事后的,有所针对的。

       我悬置该不该的问题,思考事情所以如此的机制,是为了完成自我的现代转型。比如我由不该受苦的价值问题转向人就是具有伤害意志的存在者的存在问题,是为了向真实还原,寻求个人的活路,为什么在意世俗的眼光、羞耻于没有与世俗之人为伍呢?我能因为别人不关心哲学问题就放弃自己的思考或为自己的思考感到害羞吗?如果是这样,那就成了不了解自己或丧失自我的人。因为我本来就走了一条非同寻常的路,从敏于痛苦感到格外不幸到困惑抗争失落迷失等等,这是一条有别于世俗甚至背离世俗的心路历程,当初踏上这条路为什么不觉得与世俗不同?我现在的反省并且在哲学逻辑语言界面上不正是为了更深刻地还原世俗吗?那些跟着感觉走的人即便没有经历曲折,他们能用常识语言告诉我什么是存在状态吗?能开启我的眼界吗?可见一个迷失者还羞于检查自己的迷失,害怕在世俗眼光里成了异类,那就更加没有自我只能重复迷失或把迷失本身当作个人隐私,把自己归属于整体无思一类,所谓冒险敢于思想就是一句空话。

       所谓世界观说到底就是存在论或对存在是什么的界定。传统形而上学把世界分为两种,一是现实可感的残缺的世界,即虚假的世界,与此相应的超感觉的世界才是真实世界,最古老的也是最典型的说法是巴门尼德的存在论,存在是一。以普遍同一的绝对精神为根据的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其最高表现,马克思主义只是其变种。然而这样的真实世界或者世界观与现实世界一点关系都没有,它空有其名。换句话说,人们只是把自己的虚构推说成实在,扩展为普遍的东西,最后说成是宇宙真理,并且说行星运动以及石头都那么富于理性,都那么和谐。但是,按照这种宇宙理性和历史必然性建构的平等主义社会并没有使人成为大写的人。而在开放求差别的意志的今天,依然强调和谐同一的宇宙真理,那就是一种拙劣的权力话语了,尽管有的人不一定是在为强权辩护,但也是无能走出形而上学意识形态蒙蔽的表现。

       我曾说,对存在的看法就是对世界的看法,也就是世界观。殊不知,文革时期,当政治要求用所谓的真理观世界观改造人们的思想时,在西方,在尼采那儿,形而上学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翻转,也就是说,思想的转型就是世界观的转变,旧的世界观的破产!对尼采哲学而言,存在即强力意志,时间即永远轮回,或时间成为无时间的。今天,提出回到当下回到个人,是否意识到世界观的转变?是否意识到只有与千百年来的理性意识为敌,思想才能启航

       为什么市面上流行一些所谓的名人名作?为什么一些文化人沦落为被追棒的摇滚歌星?这完全是读者或社会的意识思想状态决定的或成就的。因为肤浅的读者把似是而非的话语当作至理,加以欣赏,接受不了更深刻的思想,才成全了那些作者,使他们名利双收。不要怪商场上有一些骗不醒的人,在思想语言上,我们有更多的喜欢被骗的人。没有这些喜欢受骗的人的欣赏合谋,骗子怎么会成功?

       曾经,我们听说,不是我不理解,是这个时代变得太快。其实,就中国当代而言,真正的快是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收入差距拉大来得太快。回顾中国的二十世纪,从窃真理之名得权力之实把乌托邦变成现实到一场颠覆,这种向左向右的变化也算很快,你总是跟不上权力与财富的步子。然而认真反省起来,我们的时代根本没变,何言快呢?海德格尔说,世界黑夜的贫困时代久矣,也就是说,本质缺乏的虚无主义已经是世界历史的命运。再换句话说,我们一直就处在史前史,根本就没有进入人的历史。那一切光明目的的许诺都是一种欺瞒。就在这种欺瞒中,权力制度化了,然后又在进一步的欺瞒中,财富向少数人及权贵集中,于是有了今天的格局。说到底还是我们不够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中缺乏那种反省意识,才使得问题变得如此沉重。

       今天中国的政治权力,无论是当政者还是批判者,是否意识到它像西方哲学理论一样,已陷入左不是右不是的尴尬境地或两重危机中呢?除非能走出本质主义和虚无主义的两极摆动从而削弱自身的霸权性。只要还坚持虚无主义不愿放弃既得利益,它就会不得安宁。这里所说的左不是右不是的两重危机,不是宪政这剂药能医治的,也不是什么纠腐反腐能挽救的。何况宪政根本谈不上药方,因为政治任务不单纯是为了限制自身权力的,如果它无视道德危机这个根本问题的话。看看我们的政治批判者,对道德危机问题是何等的无视?因为无视,所以煽情!因为大家无视,所以才追棒这些煽情者,肤浅者只会欣赏追随肤浅者。

       如果说文学就是人学,我建议想弄清人学的人们去读读西方现代哲学,尤其是尼采哲学,这是最好的人学。凡是与人的问题相关的学术都应如此。在这里,学者作家,或文学与经济学政治学的区分已经不重要了,只要你能表达自身或自我启蒙。可惜,中国的名作家们大多都还在门外逗留,特别是在我们经历了政治理想主义及其转型之后,没有人去回答理想破灭的迷失问题,存在的真实性是怎样的,换句话说,没有谁把尼采的问题当作自己的问题,至于爱上网的文学爱好者就更不用说了。可见,关于真实性的启蒙在中国是何等的缺乏!

       尼采把自己的哲学说成是对西方形而上学的反动,也就是对真实世界的反动与颠覆。同样地,尼采也把艺术看作是强力意志的表现。它不是对真实世界的肯定,相反是对虚假世界即感性世界的肯定,强力意志是一种创造,但在创造中包括毁灭,而艺术就是对形而上学真实世界的破坏,在强大而残酷的艺术表现中揭示真实性及限度,艺术就是这样一种毁灭性的悲剧。今天,爱上网的人大多是艺术诗词爱好者,我不知道他们的世界观其实表达是否有了根本的转变,即在表达美的毁灭中揭示了存在的真实性从而警醒世人。


       政治哲学不是研究政体形式的,因为政体如同某种经济体制一样不是克服道德危机的有效途径。那种依据假设的理性、公意而推论或证明国家是理性公意的实体,不过是低劣的独断。政治哲学也不是讨论用某种政体限制独权的,就任何政体对于克服道德危机都是无效的事实而言,权力本身就是不法的,你必须知道何谓信仰自律。因此,政治哲学仅仅考察思想史与政治的关联,即在什么背景下政治共同体依据什么主义企图克服道德危机,结果无效,或真理并不是真理,不存在真理,从而形成专制独权,它要追问什么是真实性问题,什么是悖论两难,如何走出两极摆动。以为实现了什么政体人类就进入了理想天国,实在是幼稚的煽情,尽管这样的学人已成为大众关注的学术明星。

       再者,除了向类抽象,我们的传统还习惯于把日常的也是根底性的东西表面化而遮蔽真实性,例如杀富济穷是行善,杀人越货是作恶,却无视日常轮回的互相歧视伤害的现象,难道杀富济穷能解决窝里斗的道德危机问题吗?杀人越货是最日常最持久的世俗罪恶吗?谁有钱谁就有尊严是个什么本质问题?互相践踏又是什么问题?为什么我们的传统语言要在这样的问题上轻化?

       所谓专制,当然是有所特指的,除了思想专制,在社会现实上指窃真理之名得权力之实,并用制度形式来巩固权与利的等级。它的一般模式是,人为划分整体性的善恶,而善又有权力化的代表。这种划分无论是君子小人,上智下愚,或者是柏拉图的哲学王与民众,或者是切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有人说文革时期才是民主的。天啦,如此的阶级斗争运动,遮蔽着另一层的世俗的互相践踏,这是民主吗?人天生即恶,如何划分整体的敌我?难道世俗的互相伤害只能转移为另一种整体性民与官的善恶?这种思维不正是专制的成因吗?至于经济学者张五常说,市场经济就是将权力等级换成金钱等级,他哪里明白为了克服金钱等级的平等理想主义构造真理和历史必然性,划分善恶充当救世主演变成专制化权力,而平等幻想破灭了,退回到金钱等级,这哪是什么进步呢?伸张民主的人们更不知何谓本体论同一的幻想破灭后的偶在信仰自律。

       “为人民服务”这句话分析起来也颇费思量。首先在语言上,人民属无对象的空洞的集合概念,正如人民共和国这个词一样。其所以具有欺瞒性,就在于它把空虚的东西当作实体,并不指涉不可通约的真实存在的个人。换句话说,它是把超验的善降为世俗的结果。例如,人民这个词并不能表达互相伤害的世俗现象或有原罪的个人。它的根源在形而上学界面上,即同一性作为真与善是开端,由此分化出差异,而差异也是类的差异,所以有阶级、人民与敌人的善恶之分。“为人民服务”就是为善的对象服务。

       在日常语言中,获取权力的目的区别于以往的为自己作威作福的个人目的。但这在逻辑上也有问题,如果我为消除苦难的光明目的而献身,能代换成我为人民而献身吗?人民是我的光明美好目的本身吗?我为理想献身,是不能把我排除的,只说我为你服务,既然有着共同的目的,就不能区分你我,彼此是同等的。如此排除自身,就自视在上者了,尽管有人说,我是人民的一员,你是否在为我服务?这种反驳其实是问题的错位。在道德严重危机的事实面前,谁是善者,谁满足谁?服务被服务都是站不住脚的。在狗与狗的撕咬情景中,你是如何超脱出来的成为纯粹的他者或上帝?你又站在哪一边?哪一边是善哪一边又是恶?可见,“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这个说法纯粹是语言游戏或权力话语。要反驳它不是质问你为人民服务了吗?而是辨析语言的陷阱,抵制它的霸权性。特别是在这个价值失落的时代,上帝死了,意味着我们不再为最高目的服务,而不是说不再为人民服务。现实之所以产生为多数人服务直接是为了追逐权与利的悖论,就在于这多数人作为集合概念是空洞的无对象性的,所以成为得权力之实的护身符即伪!

       政治话语对社会主义的检讨全是推诿和放烟幕弹,目的是在强权下执行利己决策。例如说社会主义养了懒人,削弱了经济效益,如此就把效益改换成终极目的,为了权力的正当。而充满血腥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就在这种烟幕弹下面展开了。实际的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幻想及经济制度克服不了残酷,所以开放残酷,但这残酷却被“效益勤劳”掩盖起来,因为开放残酷的事实危及着权力的立足点即正当性本身。

       所谓的代表制度,包括政治共同体,依据的就是荒谬的类,哪怕它早已破产失效,被灾难事实揭示为有罪,哪怕今天物欲横流没有理性道德信仰,也没有目的方向,但它硬是要无目的的物欲横流说成目的本身,冠以民族国家之名,充当先锋、指引、代表,为了不退出权力的历史主角地位。从理论上说,今天只有制度化专制的形式,而它的任何实在性依据都已瓦解了,呈现合法性亏空的真空状,如此的信仰危机,不仅仅是理论构想所要面临的问题,更是专制权力所要面对的问题。

       文革时期防止红旗变颜色的反腐化也是幼稚的。首先,用虚假的美好对付残酷的真实,用虚假的类对付个人,不仅徒劳无效,前提上就站不住脚,善良意志的结果是得权力之实。其次,所谓革命,没有一个人是纯洁的,即没有哪一个人是因为饱受世俗的创伤为了生命的重生而寻求出路的,阶级定论与阶级身分就像一块遮羞布,接纳的是追逐权与利的投机者。就像现在,把政府机构说成是一块净土,招纳的其实是有原罪的谋求自身利益的人一样。没有反省能力去改写现代史,又有什么资格要求回到文革中去呢?

       尼采的书是写给绝望者看的还是写给贵族看的?世上有由绝望蜕变而成的贵族吗?尼采歌颂贵族精神,并不是直接赞颂现世的贵族,而是指思想蜕变后的贵族,即形而上学终结后的最初一人即超人。联想到中国当今的权贵,都不属于这种。首先,所谓的革命家无非是用独断的理论指导夺取权力的行动,然后实施乌托邦建构,后来又不相信这种理论说教,感觉自身的世俗利益未能满足,从而利用权力进行颠覆满足自己。至于所谓官二代,压根就不相信灌输说教,他们生活在权力大小和尊卑贵贱的攀比中,并直接胁迫着父母亲追逐荣华富贵。他们不是经历了绝望而走向虚无主义的,一开始他们就是具有强力意志的非人,构不成尼采说的超人,当然他们也是幻想的大写的人的反面。

       想当初,尼采的那些并不是用专门术语包装的格言,也难以直接成为我的内部语言,可见不是术语成了障碍,而是自己的怨恨情绪隔膜了这样的语言事实。今天,我的言说也没有用专门术语包装,同样不被别人接受,行文是一个原因,受众的情绪更是原因,问题根本不在于如何通俗化。既然如此,我若有权利自行出版发行,价格一定要订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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