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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断裂处言说—一个造反派死去活来的记录

关涉形而上学语言或词义的辨析与重审以及心理现象分析学

 
 
 

日志

 
 
关于我

写出的文字,即向事实还原,至少是经历了自己的证实与证伪。我不仅以创伤记忆为根据,而且是以个人的命运来检测各种话语。这里我得感恩我与张志扬教授的著作之缘,正是他的文字坚定了我表达自身的思路。相比那些弄文字的作家、赶潮者,相比那些获奖、出名、赚钱的作品而言,我面临的是重写历史颠覆话语的困境,沉默就是重写历史的节奏,所以总是难以完成。所谓知识分子,所谓活出自我,是能够重审本体论价值即知无,并拒斥话语逻辑权力垄断与泛滥的人。这是一条从康德到尼采到海德格尔的路线,我们有几个这样的现代哲学思想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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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语言如何作个人表达\萌萌   

2015-09-05 23:24:28|  分类: 张志扬资料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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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一代人,我指的是老三届,别的不说,至少经历了一次话语系统的全面转换。文革前或文革中,我们是被上一代人用忆苦思甜的方式教育成长的。苦难的阶级性,革命性,翻身求解放的感恩性,直到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理想性,像一个模型把我们培养成一个人或一类人,“我们”。(结果,正是文革亲手打碎了它亲自培植起来的模型)。后来我发现,我们可能都是老三届,但我们不存在了。我们可能经历了共同时代的共同苦难,尽管程度不同,但每个人感受和表达苦难的方式已经千差万别。有时,我们碰到一起好像有许多共同的话要说,不久你会发现,除了一点相同,几乎没有什么是相同的。那一点就是再也找不到他身上曾经年年、月月、天天、时时受过的苦难教育的因子,大家好像在一夜之间患了相同的遗忘症,没有谁再用文革前那一套忆苦思甜的话语表达自己的遭遇。到了这个份上,我们瓦解了,每一个人就是每一个人。共同时代的苦难变成了纯粹个人的痛苦经历,只有他一个人在默默地咀嚼成为他个人财富的痛苦,无可挽回的后果只能由他一个人承担,没有谁可以诉说,也没有谁可以分担或改变。至于他怎么咀嚼,怎么表达,全然是他个人的事情。
       不幸的是,我至今没有看到这样的文字,它把我们钉上十字架,让一些东西真的死去,而让另一些东西真的产生。
       这,难道不是一个问题吗?
        一场政治灾难还没来得及清理,我的迟疑和懈怠总使我陷入时间漫无节制的耗费而又撕心裂肺地紧张与恐惧之中,一场经济浪潮又铺天盖地而来。如果前面的灾难,毁坏的只是别人给予我的理想和信仰,虽然它已铸成了我的血肉的一部分,丢掉它毕竟可以找到自己,紧接而来的冲击,是否没有任何借口地看清了自己的灵魂,丢掉了什么,守住了什么,又应该生长着什么呢?解冻之后,人们期待的不就是这个生长的季节吗?我能否有一个清晰的表达?
       换句话说,我用什么来表达?这用来表达的能用来重新审视再也无路可退的个人吗?
       这就是我的问题的背景,我的问题从这儿开始,《语言问题何以对我成为问题—我的初始经验的记忆和描述》
       我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有,语言,像空气一样从不经意,以为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语言,原来并不是像血肉一样与生俱来的。在习得中,别人可以强加一套给你,而你自以为那正是你心想的。只有到了这种外来的强加发生危机,突然阻塞、窒息,像一场大病中头发,皮肤蜕去,你还有生长出你自己的语言的能力吗?
        我就经历了一场失语,无语,不得不重新寻找语言的痛苦过程。好长一段时间,我常常想着一种景象发呆。那些我们曾经为之疯狂地虔诚付出青春和鲜血的语言,为什么一夜之间像潮水般地退得如此干净,没有遗憾,没有怅惘,没有割舍不下的怀念,仿佛它从来不曾有过似的,这怎么可能?是这个民族太过健忘,还是那些闪光的套话太过外在?当时须臾不可或缺,今天唯恐避之不及。这,难道不是一个问题?

      我们的意识是从接受限定语言开始的,把他人的话语当作自己的意识一层一层埋进心底的无意识中,这种积累越来越多,而且还被占社会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规范成超验的本体和先验的主体,有了它,我才获得经验成长为社会人,所谓社会人,在公共语言的意义上,其实就是为他人而存在的公共人。
       然而,任何一般都不能排除例外,我有时就是例外,于是我陷入公共语言作个人表达的困境:
       “我只能用公共语言表达;
       “我不能用公共语言表达。
       “或者说:
       “公共语言是我的存在;
       “公共语言不是我的存在。
       事实就是如此,苦难的神话破灭了,痛苦却结结实实地刻在个人的心坎上。那些建立在同一性超验本体论上的系统话语,表达不了它,再去借西方的基尔凯廓尔、尼采、海德格、克里斯蒂娃、薇依的话语和范畴,虽然有启发意义,但永远都打下了舶来品的记痕,欺瞒不了自我意识,那毕竟是人家的东西—还是他人的话语。寻找自己的表达已不可避免,它几乎成为我生命攸关的存在。
       为此我写了《断裂的可隐匿的声音》,记述怎样在退去了既成语言后的无语撕裂中捕捉、描述属于我的初始经验以及它的语言化过程。
       我意识到,这种初始的语言化,可能造成私人语言,也可能造成个性语言。前者是无法进入公共语言交流的,它要么自我调整而转化,要么死去。后者才可能切入公共语言中增强公共语言表达的个性和多元多向的可能性。
       —摘自张志扬著《缺席的权利—交谈》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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